伴随人工智能、VR、AR等技术的持续进步，新媒体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面对迭代变化,我们必须清楚地理解和把握新媒体的变化趋势和发展特征，充分利用新技术和新应用创新沟通方法，真正实现占据信息传播指挥高度的目标。

形式从视频化到直播化，政务直播的引领作用需加强

在线视频服务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群的媒体消费习惯。在线视频服务的内容也实现了迭代式发展，从早期的电视节目在线收看，到原创视频发布，再到目前流行的网络直播，这种自下而上的互动社交方式，帮助普通人实现了话语权的更大解放，然而，视频直播的弊端也很快暴露出来。诸如突发事件现场记录、知识性直播等真正有价值的直播内容仅占少数，大多数直播平台都以生活化、娱乐化内容为主，日常生活的直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同质化、低俗化、庸俗化、妖魔化倾向。在此背景下，政府明显加大了对直播平台和视频发布的管理力度，以合理引导直播平台在社会建设中发挥正面作用。

目前，政务直播呈现快速发展与多部门覆盖的良好势头，然而距离体系化、常态化与品牌化，还存在一些差距。为此，必须首先解决的是内容问题。未来，政务直播应当更多地延伸到民众关心的社会、民生、经济等领域，尤其是面对有争议的社会问题时，不推诿不避讳，积极设置直播议程，引导社会舆论。其次要完善平台建设问题。要致力于打造独立化、专门化的政务直播平台，将直播主题分门别类，将不同区域、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汇聚起来，形成政务直播矩阵。最后还要解决好影响力问题。各部门要充分发挥直播技巧，学会将严肃的议题与轻松的表达方式相结合，以真诚互动代替官腔官调，完善直播情境，不仅让受众容易接受，更乐于接受。这也是新时期提高政府舆论引导力的重要一环。

内容从移动社交到移动新闻，应重视对用户行为的持续研究

截止到2017年第一季度，85%的美国人表示曾经在移动设备上获得过信息资讯，较2016年上涨了13个百分点；45%的人则是经常通过移动设备来获取新闻，较2016年上涨了9个百分点；到2017年10月，中国网民的资讯消费也占到了网民使用手机总时长的29%。传播方式的变革必然给人们的信息使用行为带来极大影响，研究用户在移动媒体平台的消费特征，对于移动新闻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目前这一领域尚有许多问题值得探究。比如，移动传播时代，长篇新闻的命运如何？我们普遍认为，包含更多观点、更多信息来源和更多历史背景的长篇报道是纸质媒体时代的典型产物，在快节奏、高效率、碎片化阅读时代，长篇报道正逐渐失去生存土壤。然而，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长篇新闻报道在今天以移动化为中心的社会中依然占有一席之地，虽然手机媒体屏幕空间狭小，且人们时常使用手机同时处理多个业务，但是消费者在手机上阅读长篇新闻报道的平均时间，是阅读短篇文章时间的两倍。这或许与移动设备本身的便携性和移动终端推送信息的易保存性有关。

用户从年轻化到全年龄段，老年用户需求应受到更多关注

2017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表明，有67%的美国老年人（65岁及以上）已经开始通过移动设备获取新闻信息；相较于2016年增长了24个百分点；相较于4年前，更是实现了三倍的增长（2013年的统计数据只有22%）。在50～64岁的年龄段中，使用移动设备获取新闻的人口比例更是高达79%，相较于2016年，增长了16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相较于年轻群体,新媒体在中老年群体中具有更大的增长空间。2017年，中科院与腾讯网共同发布的《生活在此处——社交网络赋能研究报告》，也详细分析了老年群体使用手机与社交网络的主要原因：高达98.5%的老年人认为，使用互联网能够帮助其学习知识，80%的老年人认为互联网拓宽了其获取信息的渠道；72.8%的老年人表示，互联网和社交网络能够方便其轻松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之中，从而获得他人的认可与群体归属感；59%的老年人认为，手机和社交网络的使用，增加了他们与子女联络的频率。

也就是说，新媒体在工具性、社会参与性以及情感性等多个方面，赋予了中老年人重构自身生活的机会。因此，开发契合老年人口需求的新媒体应用与服务也具有广阔的未来前景。然而，我们不能因为新媒体老年用户数量的提升而盲目乐观，这背后存在的诸多隐患尚需要政府和社会持续关注共同应对。首先，文化程度、经济条件以及自身素质的差异，决定了中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机会与能力的不平等。其次，与青年一代的遭遇相类似，网络成瘾现象也在这个群体中悄然蔓延。

技术从智能化到反思智能化，对“智媒时代”应保持理性期待

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不仅在传媒业，更在全社会成为热议焦点。在分析了365种职业被机器取代的概率后，BBC指出符合不需要天赋，通过训练就能掌握的技能；大量重复性劳动，每天上班不需要大脑，但手很熟悉；工作空间狭小，坐在格子里不问天下事的工作最有可能被机器人取代。因此，当第一篇机器人写作的新闻稿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许多新闻从业者的焦虑也随之产生。根据BBC的分析，目前只有8.4%的记者有可能被机器取代；目前很难取代涉及情感关怀的尖端关键技术、科学艺术创新等工作。这些职业的特点主要是社交能力和谈判能力强，有人情实践的艺术；富有同情心，富有创造力和美感。

关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另一个担忧，来自于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受地区、地位、能力、素质等的限制，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接触范围与掌握程度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可能会造成甚至已经造成了新的“数字鸿沟”和机会不均，导致更大的贫富差距与阶层分化，部分社会群体更加边缘化。此外，智能技术将整个社会带入到数据化、关联性、可跟踪的生活氛围之中，个人隐私被侵犯和泄露就变得更加容易，如何在智能化服务与隐私权保护之间寻找平衡与界限，这不仅仅是开发者需要守住的底线，更是社会治理者必须强化的法律边界。

服务从个性化到多渠道，可靠性始终是优质信息服务的关键指标

个性化信息服务的兴起，也是“智媒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年轻一代的用户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基于个人兴趣来展开信息内容消费行为。虽然个性化信息推送能够帮助用户在纷繁复杂的多元化信息中快速取舍信息，但是算法技术的发展水平与用户的主观多变性，仍然制约了个性化推送的匹配精准度与用户满意度。而更为重要的阻滞因素，来自于信息内容本身的质量问题。如果我们盲目地以推送用户感兴趣的信息为行动准则，忽视新闻价值和舆论取向，我们只能消耗用户对媒体的信任。